扶风东关外，那所邮电学校
文/杨云冰
一
看到旧作，那些沉在心底的记忆，又被翻了上来。
一九七八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。但在扶风县城东关外，上品寺旧址上，几幢灰砖楼静静立在黄土地上。那年冬天，经邮电部与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批准，陕西邮电学校在此复校——校址选在原西北邮电学校停建工程的旧址上。推土机惊飞了在断垣间做窝的麻雀，工匠们修补着那些半截墙垣，墙里还嵌着特殊年代戛然而止的梦想。
第二年秋凉时节，载波机的嗡鸣第一次穿透教室。二百个穿着蓝布工装的学生，像种子撒进复垦的校园。他们摆弄着红绿线路的手，还带着农家少年的茧子；练*架设电话线的身影，常惊起田埂上的野雉。校长程博带领师生在一片荒芜中“拓荒”办学——彼时的扶风，还是黄土高原上的农业小县，但这座学校的重启，却为周原大地播下了现代通信技术的火种。
扶风十六载，那是扎根与突围的岁月。
二
对于曾在扶风读书的学子来说，那段岁月，是刻在骨子里的。
一九八四年初中毕业，李利军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中专。那年九月，秋雨绵绵，父亲送他去学校。先从老家坐汽车到西安火车站——那是他第一次坐火车。两个多小时后到达绛帐站，再坐邮电学校罩着篷布的绿色解放大卡车，继续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，才到了位于扶风县城东北半塬上的陕西省邮电学校。
“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，第一次离开家乡，刚到一个新地方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和陌生。”他后来回忆，“地处半塬上的陕西省邮电学校，与省邮电器材二厂毗邻，与县城相距两公里多。虽然地域有些偏僻，但确实是一个学*的好地方。”
那三年，他认识了许多好老师和来自西北五省区的上百个同学，学到了这一生用之不尽的通信专业基础知识。忘不了班主任谷新科老师、李琳老师、田金劳老师；忘不了儒雅风趣的英语老师李生儒；忘不了慈祥和蔼的政治老师郭西梅；也忘不了二十五位女生、十五位男生的市话六班同学；忘不了在电路实验室里安装收音机成功后的快乐；忘不了学校西边那条水流潺潺的小河——那些地方，曾留下了他们多少的沉思和欢乐。
一九八五年夏，彭敬彩远离家乡，来到扶风的邮电学校。出于好奇，她四处走走：随处可见学长们拿着课本或树下独坐、或行色匆匆；学校俄式风格的教学楼厚重而庄严；还有跟她一样用好奇的双眼打量这一切的新生们。
那时候的操场不算大，就在宿舍楼下。体育课是大家最喜欢的课程之一。体育老师不仅和蔼而且非常幽默，从来不批评人，总是笑呵呵的，像个家长一样亲切。他告诉学生们，运动不仅能增强体质，更能塑造好的形体和坚定的意志。爱美是女孩的天性，花一样年龄的她们便每天晚饭后一起跑步——一天、两天，一周、两周。慢慢地，学校的操场已经不能满足她们了，于是大家一起在学校门口的大马路上跑。每每跑上几天，就要用软尺量一下腿，看有没有瘦。
“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们多么纯真可爱，”彭敬彩写道，“就这样一直坚持不懈地跑呀，量呀，跑呀，量呀……爱美的心一直延续了整个学生生涯。”
那时候的食堂不算大，但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，已经觉得伙食很好了。尤其是每个周末九点那一顿臊子面——真是太香了。薄厚均匀的手擀面条，浇上红润油光的臊子汤，一口下去，白色的面条混着酸辣爽口的汤汁，味道鲜香浑厚而不腻。那时大家排着长长的队，踮着脚尖，直愣愣地盯着橱窗后打饭师傅的大勺子，生怕到自己的时候没有了。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臊子面的香味一直在我的记忆里留香。”
何渊是一九八四年八月来的。他和同乡孙振东一起踏上远行的列车——由老家河北玉田县到北京，转乘火车到西安，又转乘火车到达西安西面约一百多公里的绛帐火车站。很不巧，他们夜晚才下火车，学校前来接站的车早就离开了。两人无奈，只能在绛帐火车站候车室里待了一宿，次日乘坐班车才到达扶风县城，又拖拽着笨重的行李，步行很长一段路程才到达学校。
学校位于县城的东北方向，与陕西省通信电缆二厂共用一个大院。扶风的地形很不平坦，道路都是高低起伏。同学曾开玩笑说：“扶风人民肯定都有一个好身体，因为在这里行走肯定非常费力气。”
那时的学校条件虽然简陋，但学*生活却是非常快乐。教室后面长期悬挂着一幅巨型电路图——那是DZ603型整流器电路原理图。上课时，全体同学向后转，老师拿着一根木棍到教室后面电路图前讲课。那些代表着一个个三极管的许多圆圈，据说是用茶缸子比划着画的。
讲解油机发电机组的郝老师，讲油机课程时，拿着一个化油器告诉大家内部油路构造。他吸了一口烟吹进一个油路，从另一个油路口冒出烟来，以此证明这两个口是相通的。有一次考试，每个同学都要组装一个电器——电话机、收音机任选其一。领取散件，自己组装，一周后交给老师，能够正常使用的才算成绩合格。
下午下课之后或者周末时间，他们常结伴到七星河边转转。七星河是扶风县的母亲河，穿城而过，原来叫湋河，后来改为七星河。那里河流潺潺、绿草如茵、小路弯弯、幽静秀美。这条河陪伴他们度过了三年的闲暇时光。
有时他们也会到北面村里溜达。无意中，在村外的田野里见到了一个比房子还高的大土堆，旁边有块石碑，写着“南宫适墓”。后来才知道，这南宫适是西周时期的大将。沧海桑田——二十六年后的二零一三年十月，何渊同学聚会时住在扶风新城，早晨起来特意去寻找这座古墓，发现它已经被包围在众多建筑之中了。
周末的时候，他们曾结伴乘班车到位于学校北部约十几里地的法门寺游览。那时的法门寺破败不堪、杂乱无章，一座古塔孤零零立着——谁能想到，日后会成为世界瞩目的佛教圣地。
三
一九九三年，对于邮校来说，是一个特殊的年份。
那年九月，冯海峰在父亲带领下来到扶风的陕西省邮电学校。刚进校门，就被热情的老乡学姐学长接住了行李。他们带领他忙前忙后——办理入学手续，安排宿舍入住，介绍学校情况。他跟着他们参观即将生活和学*的地方，看着和他一样的新生们激动而兴奋的眼神，心里想：一定要尽快适应这里，融入这里。
郝辉辉也是那年来的。他们这些九三级的学生，是扶风最后一批新生。
“四年的异乡生活，就从跨进那扇一边是‘陕西省通讯电缆厂’、另一边是‘陕西省邮电学校’牌子的大门开始。”他后来写道，“从师姐师兄们守在校门口柏油路上的翘首期盼开始，从那间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二层尖顶房子开始，从宿舍里陌生的八个人最初的沉默不语开始。开始，你曾使我苦痛，可又是那样的迷人。在回忆里，那些充斥了简陋与艰难的岁月，却都化为了内心珍贵的瞬间。”
他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走进宿舍楼的情景：七点多钟的周末校园，天色已暗。男生宿舍楼外，几名学生围坐在一台老旧电视机前看着新闻，偶尔有人抬头打量着一拨拨的新生。走进楼内，迎面而来的一团团混合着肥皂味的水气。昏黄朦胧光线笼罩的楼道那头，有人端着水盆、趿拉走过的声音空旷又遥远。不知哪个房间传出周华健忧伤而坚定的歌声：“春去春会来，花谢花会再开……”
“从那以后，不论什么时候听到这首歌，都会将我拉回到那个初秋的夜晚。”
他们的宿舍是由市话十二、电源十二、电源十三组成的混合宿舍。在这个大家庭里，有运动达人王战胜、郭明智、邓军喜——三个人每天晚上在拉力器上挂六个拉簧比赛，谁也不服谁。一群看客在旁挥舞着胳膊，扯着嗓子助力呐喊，整个宿舍充满了欢乐。还有爱好写字画画的王智兴，每期学校的板报栏总是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。工作结束后，他满手、满身、满头的粉笔沫，只见两手“啪啪”拍两下，就着脏手在裤子上再拍几下——不讲究。还有“小不点”刘伟，进校只有十四岁。由于家在新疆，回家来回需要七天，春节就住在姑姑家。等开学见到同学们后，哭着说想家。一群大哥不善于表达，也不懂得安慰——有的愣愣地看着他掉眼泪，有的过去拍下他的肩膀。
班主任党光华老师，给人第一印象和蔼可亲。他个子不高，戴个眼镜，带计算机课。讲课有条理，有重点，对同学既热情又严格。因为他们是高中班，党老师比学生大不了多少，相处过程中亦师亦友。常常根据他们的特点制定适宜的管理制度，在生活中也帮大家解决了不少问题。
四
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八日，陕西省人民政府一纸批文，决定将学校迁至咸阳。这一决策背后，既有扶风地理位置的局限，亦折射出改革开放后邮电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。咸阳作为关中城市群的重要节点，更利于学校对接行业资源、扩大办学规模。
新校区建设于一九九零年启动。搬迁前最后那个暑假，老教师把实验仪器一件件装箱，封条上郑重写下“扶风—咸阳”。有学生偷偷折了枝紫藤夹在课本里——后来，那抹淡紫成了许多人对老校区最鲜活的记忆。
一九九四年五月底，新校址一期工程基本完成。八月底，学校一次全部迁到咸阳市文林路新校址。九月十四日，在新校召开第一次开学典礼——省市县领导及师生六百余人参加了会议。张平校长在会上作了报告：“立足新校址，建设新校园，开拓新局面。”
对于九三级的学生来说，他们成了特殊的一届——在扶风生活了一年，又在咸阳生活了三年。
郝辉辉说：“每次提起学校，第一个在脑中闪现的不是生活三年的咸阳，而是仅有一年的扶风。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七日，青春就是从那个叫做扶风的陌生的地方启程；而一年后的一九九四，是一条空间和时间的线——把校址划成两段，也把记忆断为两代。”
一九九四年八月的黄昏，最后一批设备装车完毕。看校人锁上铁门时，夕阳正把“邮电学校”四个字的影子拉得细长。他转身推着自行车沿土路离去——车铃在空旷的田野上响了一路，像在为这段十六年的岁月画下休止符。
五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
那些从扶风走出的学子，后来散落天涯。冯海峰毕业后留在咸阳工作，先后经历了咸阳万门程控机房的建设、咸阳电信大楼的智能化建设，后来在多个岗位工作，获得了省级技能型人才称号。李利军一九八七年毕业后分配到了户县邮电局，从最基层的机线员干起，先后干过机务员、业务管理员、市场部副主任、维护部主任——曾是户县电信局唯一的工程师。彭敬彩一九八八年毕业后到栾城县邮电局工作，随后邮电系统改制，她先后在栾城县网通公司、栾城县联通公司、石家庄市联通公司任职，多次荣获劳动模范和“三八”红旗手的称号。
他们经历了邮电分营、移动剥离、电信重组等一系列通信行业的重大变革，亲身感受了电话大发展的黄金期、移动替代固话的低迷期，以及3G、4G和宽带发展的辉煌期。中国的通信事业在他们手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一跃进入世界通信强国的行列。
而他们，始终记得扶风。
二零一二年，毕业十五周年，郝辉辉和同学们故地重游。十几年间，扶风县城巨变。但他所关注的，不是熙熙攘攘的风情园，也不是已堪称奢华的法门寺——而是那座被一面矮墙隔绝的孤零零的宿舍楼，以及回荡在楼里隐约可寻的歌声。
“这个地方更像是心中的一个符号，”他写道，“没有扶风的经历，算不上完整的邮校四年。”
二零一三年十月，何渊同学聚会住在扶风新城。早晨起来，他特意去寻找当年的南宫适墓——向当地村民打听后好不容易才找到，那座古墓已经被包围在众多建筑之中了。他又想起当年曹赟告诉他的那些历史：扶风历史悠久，名人辈出——“四班三马”：班固、班彪、班昭、班勇，马超、马融、马援。
六
如今的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，早已迁至咸阳文林路。二零零四年四月，学校正式更名为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，升格为高职院校，成为西北通信人才培养的重镇。
机缘巧合的是，二零一三年，彭敬彩的女儿也来到她的母校就读。虽然学校已更名为陕西邮电职业技术学院，但不变的，是学校老师一贯关爱学生的作风。在学校老师和领导的鼓励和教导下，二零一六年，女儿通过专升本进一步提升学历，后来在北华大学文学院读研究生。
“没有母校的培养，就没有我们如今的小成就。”彭敬彩说。
而对于更多校友来说，母校已成记忆深处最温柔的所在。
郝辉辉在毕业二十二年后写道：“我知道这座园子里一定又多了许多陌生，总想在形形色色的消息中找寻一些现在仍未找到的答案，却只能在这样的日子里近乡情怯般自问：宿舍楼旁那块刻有‘慎独’的假山石还在吧——无言中教会我们驻守清本、安得自在；讲台上那块泛着暗绿色的黑板还在吧——让师道在这方寸之地代代传承；围墙外那片青色麦田还在吧——安放过我们的理想、盛开过我们的华年；操场上那面旗子还在吧——让四方漂流的少年不致迷失方向。”
他想起李生儒老师——那位英语老师，在第一堂课上给他们讲“肉夹馍”从语法上应该叫“肉夹于馍”。想起解明杰老师，大家都叫他“解老头”——没有不恭之意，相反更多的是喜爱。作为当时就已年纪不小的体育老师，他那总是荡漾着纯真的笑脸，最能和学生融在一起。想起邓丛云老师——永远难忘的是他对待教学一丝不苟、勤奋敬业，以及眼镜后面那张风华正茂的脸庞。想起樊冬梅老师——她爽直，一口陕西话从不拖泥带水；她严谨，自来水的温度都要亲自量过再来给学生讲课；她慈爱，貌似严厉的背后，让那些离家的孩子感受到不一样的温暖。
“怀念啊怀念，然而去的已经去了，来的依旧来着——时间不动声色地将生活的大幕反复开合。”
他想起海子的诗：
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
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
我的琴声呜咽，泪水全无
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
……
七
前些日子，我又路过扶风东关外。上品寺旧址上，那些灰砖楼还在，只是换了门庭。当年的邮电学校，早已人去楼空。站在那里，我仿佛还能听见载波机的嗡鸣，还能看见那些穿蓝布工装的学生，在麦浪环绕中绘制电路图。
据《扶风县志》记载，学校在扶风时，占地面积四十一亩。到一九九零年，已拥有十个教学班，三百八十三名在校学生和一百四十六名教职工。十六年，三百八十三个青春轨迹——十六年如白驹过隙，却让一所学校在黄土地里扎下了魂。
如今，当年的载波专业学生已成通信行业骨干，他们设计的光缆正越过秦岭。每当有人问起母校历史，总会先提起扶风——那些在麦田环绕中绘就的电路图，那些听着秦腔练*摩斯电码的夜晚，始终是这所院校最深的根脉。
扶风东关外，那所邮电学校——就这样静静立在记忆里，立在每一个曾在那里度过青春的人心底。
“共藏多少意，不语两相知。”
岁月唏嘘，唯有怀念，如七星河的流水——绵绵不绝。
版权声明：本文转载于今日头条，版权归作者所有，如果侵权，请联系本站编辑删除
